本文所说的青年美术家，是指那些还没有完全走进公众视野和市场，还没有被主流展览和媒体认可的青年。他们蜷缩在体制之内的某个角落或游离于体制之外，为了获得成功，他们必须比“主流艺术家”付出更多的努力。在这样一个“一举成名”和“造星”屡见不鲜的时代，像苦行僧似地潜心钻研艺术常常被人认为是愚者的举动，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着青年美术家行为，使他们的追求浸染了太多的功利色彩。在导致青年美术家功利选择的多种因素中，美术批评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当前的文化环境里，批评是令青年美术家爱恨交织的“尤物”，为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得不与批评进行着艰难的周旋。

　　当前，在“读图时代”一场又一场“视觉盛宴”的冲击下，观者的审美感知能力被打乱了，批评也在作品面前失去了高屋建瓴的艺术感悟和审美把握能力，面对活生生的艺术实践，它变得无能为力乃至经常失语和缺位。因为很多的批评没有触及作品的本身，所以对美术作品的多种解读成为可能。诚如一位学者所言：当我们选择一种读解方式，就意味着抵抗其他的读解方式。这样就出现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批评家常常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妄论自己并不熟悉的美术现象和绘画语言，一方面是批评家不敢直言自己对作品的真实感受。所以，批评经常是犹犹豫豫闪烁其辞，缺乏个性和深度。太多的批评已成为批评家滔滔不绝的自言自语，成为“写给批评家看的，不是给画家看的”故作玄虚的文本游戏，距离“解说艺术作品，纠正读者的鉴赏能力”的目标越来越远。即使是“权威”的批评也让人失望，它们大多流于概念主义的术语狂欢或成为精神贫血的无原则吹捧。当思想的锋芒钝化为锈迹斑斑的古董，批评也就成为了无足轻重的“边角料”或点缀。在现实的创作中，青年美术家难以找到让他们心服口服的美术批评，更遑论从美术批评中觅到真理并借以指导自己的实践。批评家和美术家之间的种种不健康关系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批评家眼红美术家的洛阳纸贵，美术家则不屑于批评家的所谓清高。于是批评家提出“批评就是宣传”的论断，宣传往往意味着声名和身价，在不正常的市场环境和批评氛围下，甚至连对美术作品的痛贬也能成为客观上的宣传，从而间接地提升了该作品的知名度和市场价格，真不知这是批评的光荣还是批评的悲哀。偶尔有批评者仗义执言说了几句真话便会被人认为背后有什么个人的是非恩怨，从而招来流氓式的口诛笔伐乃至泼妇式的谩骂。当前美术批评界的怪异现象有目共睹：批评自身孱弱无力，而对批评的反批评却常常犀利无比，这种反批评又往往引来更加犀利的反反批评。批评家一直在论战，但有针对性的美术批评却一直音容暧昧。当美术批评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探讨应该关注“批评本体”还是关注“批评外部”之类问题的时候，一些明智的青年美术家已经从这场口水战中悄然引退。他们领悟到，在批评的热闹中陷溺不出意味着无谓的时间消耗，与其天真地寄希望于批评的醍醐灌顶，还不如潜心探索绘画技法。

　　时下的美术批评是否已经成为了阻碍青年美术家脱颖而出的绊脚石，这是一个让批评“权威”们大为光火的话题。在美术批评借以传达的各类媒介中，专业美术报刊的作用和地位最受关注。但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美术专业报刊都从属于学术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或高等院校，批评家是否在这些机构里担任一定的职务，是他们能否赢得话语权的关键。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使批评成为“圈子”内部的特权，无名之辈的批评无论多么有理有据、文采飞扬，都很难闯进这个牢不可破的话语圈，而这一现象都被解释为煌煌艺术殿堂不能容忍区区鼠辈大放厥词。

　　在体制之外当然也有批评的空间，但民间那些发发牢骚的言语岂能与“批评权威”的论断同日而语。权威自有权威的分量和风采，权威不仅可以在核心期刊上高言阔论，还可以坦然地收取被批评者价格不菲的润格。这种批评最容易堕落成吹捧，一个个“大师”在理论权威的生花妙笔之下横空出世，交易双方皆大欢喜，只是苦了读者，装帧精美的专业杂志翻来翻去却味同嚼蜡。真正的批评应该是主人式的批评，而不是奴隶式的批评，它把“不服从”当作具有首要意义的精神原则。而一些批评的“不服从”却被“经济效益”阉割了，阉割之后的学术分量还有多重，不能不令人怀疑。还有一些杂志喜欢钻在真空里弄出一些笔谈、论战的花样，而不去真诚地关注青年美术家生存环境和文化命运的恶化，相反却对青年美术家的实验和探索大张挞伐。青年美术家尤其是70年代出生的美术家通常被形容为“卡通一代”、“蛋白质一代”，这些霸权性的、诬蔑性的话语充分证明了青年美术家若想实现“文化突围”是多么艰难。看看青年美术家为各类个人展览而印制的那些精美宣传册吧，“权威”们只言片语的溢美之辞往往被青年美术家奉为圭臬而印在醒目位置。“权威”的分量有多重，即此可见一斑。接近权威、讨好权威、赢得权威们的首肯和青睐成为了青年美术家难以抗拒的选择。在这种情形下，网络成为温暖的民间阵地。虽然网络世界有时乌烟瘴气，各色鸟儿都在林子中扑棱着翅膀，而且，由于阵地空间狭小，学者们只观望而不参与，网络上的内容经常流于浅薄，但是这里的真实性却让青年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倘若权威们愿意深入网络，往往能够看到另一个不同于主流媒体的世界。远离城内的官方沙龙而聚居郊外的“巴比松”，这是青年美术家们无奈的选择。

　　一方面是批评的缺位和话语霸权的盛行，一方面是炒作现象的繁荣。当前国内美术市场表面上很繁荣，几乎每个拍卖会都是人声鼎沸，这吸引了无数青年美术家充满欲望的眼球。市场经济的运行使炒作成为可能，炒作成为一朝成名便身价倍增的捷径，而埋头作画、不问世事的举动则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在艺术品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些很平庸的书画作品在拍卖会上动辄卖到几十万甚至成百万的现象并不鲜见，一时之间美术作品的好坏好像没有了标准。书画市场的不规范和表面“繁荣”进一步刺激了部分书画家急功近利的心理，某些人利欲熏心，投机取巧，或造假作伪，或暗箱操作，或走旁门左道搞策划、办展览，不惜血本大肆自我宣传。某国家级大报就报道过某位画家经过几年的运作，其作品价格直线飙升，达到每平方尺5000元，但前来购画、订制的人源源不断。由此可见“运作”对青年美术家是何等重要。“运作”的方式和内容虽奥妙无穷，“不足与外人道”，却还是离不开美术批评的介入。在“运作”的背景下，美术批评大放异彩，同时也扮演了欺骗、愚弄外行的小丑角色。目前作为“运作”过程中最重要环节之一的“研讨会”比比皆是，在这些研讨会上，画家们高价请“权威人士”吹捧一番，然后将那些吹捧的话语发表在报刊上，印制在宣传册上，用“名人效应”为自己贴金，使作品升值。炒作所产生的“点石成金”效应加剧了竞争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性，从而将那些贫困但真正埋头探索的青年美术家推向了边缘的边缘。为了赢得公众的关注，一些青年美术家走上后现代的道路或是打擦边球搞“政治波普”。然而，在“后现代”的空间里又有着另外一套批评法则和“游戏规则”，混迹于这个江湖又岂是易事?

　　批评，批评，让青年美术家何去何从?